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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走了

作者:奔涌 来源:时间:2015-03-07 20:46 阅读: 次   我要投稿

走了

巩本勇

2013年8月,县人民住院部6楼肿瘤科病房605室。我的父亲因患肺腺癌住院治疗,给输液的父亲一勺一勺的喂饭。2015年1月,县人民医院住院部16楼两腺科病房1605室。我的母亲因患乳腺癌住院治疗,父亲给输液的母亲一勺一勺的喂饭。

“老伴”,真是个令人动容的字眼。内含的,不仅是爱,更是一种不可取缔的地位。“老伴,老伴!”到了近七十岁这把年纪,这里得有多少包容、承担、、和忠诚……

母亲出院后的第二天,父亲胸闷得很,住进了医院。这一次,父亲的病情已经加重,医生告诉我,你父亲的日子不多了。输了几天液,父亲大不如以前。腊月二十九,父亲要我办理出院手续,回家过年。哪知道,这个春节,竟然成了父亲最后的一个春节。今年大年初四凌晨,父亲走了,他静静地躺在床上,慈祥而平静!

母亲说,你们的父亲是到天堂享福去了。

我出生在鲁北平原马踏湖区的一个村子,由于这里地势低洼,河道纵横,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洼里。在我幼小的里,我的老是地主分子。老爷爷不是人们说的那种剥削阶级的地主,是靠劳动挣来的地主。老爷爷非常勤劳,挣了钱买地,攒了钱还是买地,不停地买,结果买成了地主。“文化大革命”那年月,我的老爷爷往往是在平时干最脏最苦的活,在开群众大会时是被立在主席台上遭人们批斗唾骂的对象。而他的儿女们,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地主狗崽子。没想到,大队开斗争大会在台上被批斗的十几个地主富农里,有我的老爷爷不说,居然还有的爷爷遭连累。

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。就连我的父亲来说,同样饱尝了地主狗崽子的辛酸和不公正的待遇。父亲小时候,原本就不清楚“地主“这个概念是咋回事?更搞不清自己怎么就糊里糊涂地出生在了“地主”这个倒霉的破家?老是感到自己低人一等。就连我,也感受到了人们对“富农”后代的不公。在我到了上学年龄开学报到时,就发一表格,填写学生各自的出身成分。我就不由自主地将头耷拉得低低的,不敢正眼看一眼老师,恨不得将这个表格撕掉。“地主”、“富农”这两个字词似乎是与自己有着深仇大恨似得,让我难以启齿。

父亲到了娶媳妇的年龄,相邻的村庄一打听是地主后代的儿子,都直摇头。好心的远房亲戚做媒,从邻县的一个村给父亲介绍了一个“老革命”贫农家的媳妇,也就是我母亲。相亲那天,母亲说:“啥地主不地主的,只要人好就行。”

家庭成分的困扰,叔叔们娶不到媳妇,让操碎了心。过度的辛劳、愁苦,让奶奶积劳成疾患了乳腺癌。奶奶躺在炕上,身上盖着一层薄被,不停地呻吟着,有时会大叫起来。乳腺癌把奶奶折磨的已不成样子。1979年的正月二十二,奶奶因患乳腺癌不治身亡。得到消息,我痛哭了一夜。奶奶走的时候,年仅54岁,那时候我只有八岁,正读小学一年级。由于父亲排行老大,所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后来,父亲在社员们的举荐下当了生产队长,进入八十年代,他跟随公社的建筑队干活,为了让大家的日子过得舒坦些,他从壮工做起,一干就是三十多年,从没有怨言。到了九十年代,我们姊妹仨先后成家立业,父亲总算熬出头。

抗日战争时期,我的姥爷被日寇抓壮丁,挖战壕、修堡垒,还经常挨打,这一经历激发了他的革命信念。1945年,家乡解放。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,姥爷积极参加除奸反霸斗争和土改运动,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担任了村长。1951年,姥爷的正义感遭到村中小人的暗算折磨而死,年仅45岁。那时在七个儿女中排行倒数第二的我的母亲只有5岁。

姥爷去了,姥姥没有倒下,拉扯着七个孩子。每逢生产队里分配活,姥姥都是挑最脏最累的活干。在挣足工分的同时,奢求队长多赠点口粮,哪怕是分点剩下没人要的菜头子。因为家里还有七张嘴等着吃饭呢,生活已经是非常非常地困难了。平时姥姥从牙齿缝里挤出吃的东西,留给儿女们吃。日子虽然清贫,但一家人都在一起,足够了。有一年,家里断了口粮,姥姥把母亲送给了人家,一个女儿只换回了二十斤玉米面。母亲送走的那一天,声嘶力竭地拉着姥姥的衣角,吵闹着说:“只要不把我送走,我不吃饭也行!”看着女儿,姥姥的心碎了,她又把玉米面还给了人家,母亲终于没有送走。若是真的送走了,相信这将是姥姥一辈子不安的事情。面对生活的艰难,姥姥拖拉着儿女们,一年一年的熬了过来。

大舅渐渐长大成人,脾气性格和姥爷一样的人,勤劳、正直、直爽,成了家庭的顶梁柱,替姥姥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就在日子渐渐好起来的时候,堪称百年不遇1964年的山东特大涝灾,又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灾难。鲁北平原地区的涝灾极为严重,庄稼颗粒无收,人们挖野菜、吃树叶、啃树皮,饿死了不少人。公社下发的救济粮,寥寥无几。救济粮按人口分,每天也就二三两面。大部分人家都是将玉米面掺在野菜里蒸熟一块吃。可是,野菜、树叶挖不到了,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,肚子饿的狗狗叫。

大舅有两个女儿,两个儿子。为了让大舅吃饱,大舅的大儿子华哥的口粮没有了。我没有了解到是谁想饿死华哥,是大舅,还是大舅妈,生活困难的岁月,人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。本来口粮就一人二三两,一个人吃一顿都不够,何况一天不进食的人。华哥蜷缩在墙角,像是饿死的样子,大舅家也是没得办法,不饿死华哥,也得饿死其他的人。母亲知道大舅家的事情后,偷偷把自己的口粮给了华哥吃。母亲没了吃的,只好啃棒子瓤。华哥有了母亲的口粮,没有饿死。母亲靠吃棒子瓤好几个月,救活了华哥,这是华哥一辈子忘不了的恩情。

父亲像一棵树,一张脸,经常受伤。2013年8月,一张要命的诊断书,让我的眼泪变成了孩子。一个给我呼吸的人,几乎把我的精神崩溃。

我不相信县医院的诊断是正确的,只好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位同学,告诉他我父亲患病的情况。第二天,我准备带着父亲去北京。母亲说:“我也去,你爹离了我不行!”这是两个六十七岁的老人第一次去北京,还是去看病。来到北京,得找宾馆住下。解放军总医院附近的宾馆,一个房间最便宜的也要300元,还是打折后的价格。父亲嫌贵,拉着我往外走,我说:“这不是在家里,在北京已经是最便宜的了!”父亲说:“那咱就要一个房间,我和你娘一张床!”

解放军总医院的楼层、房间和床号,我已模糊不清。67岁,一个迈入老年的人和肺腺癌串接在一起。我不相信,但这是北京五棵松告诉我的不争事实。父亲不同意在北京治疗,说花不起钱。临回家前,我好不容易才劝说他和母亲去了一趟北京天安门。回到县医院,输液吃药的父亲总劝慰我,即使有一天我真的死了,我会很幸福,因为我有了儿女们幸福的记忆。父亲经得起风霜雪雨,我却经不起“电劈雷轰”。我开始祈祷:上帝啊,神仙啊,请把我父亲变成一个无病的人。虽在病中,父亲一见儿女们却总是笑呵呵,他笑得比以前更实在,更有力,更殷实。我却能从他的眼神看到——肺腺癌,打破了父亲一生的愁殇。

父亲第一次不听话,是医生的,权威专家的。他坚决不打化疗和放疗。三分治(药物治疗),七分养。一年后,父亲的病状控制的很好,渐渐恢复了体能。我这样说,很多人一定不会相信。事实上,我自己原本也不会这样想。父亲调整心态,仔细观察医生的得失,也观察病友的成败。一年了,父亲不但活了下来,还活得越来越健康,他每天都侍弄庄稼,赶集上店,空闲里骑着电动车在马踏湖区转悠,俨然不像是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。用劲干活,已使病中的父亲更加成为一个身负责任的陀螺,挺着腰杆儿,不停旋转,旋转不停,支撑生命的意义。身患绝症的父亲没有像医生预见的那样迅速走向死亡,身心和心情愈发像个健康的人。做一个聪明的病人,远比做一个听话的病人更重要。父亲获得了重生,他的胸怀绝对包容一切,无论长短与宽窄,大小与高低!

弟弟1996年同济大学毕业后,去了深圳工作。弟媳是弟弟大学的同班同学,老家是广西南宁壮族人。由于气候的原因,弟弟、弟媳和侄儿岱林很少回山东来。去年夏天,弟媳和侄儿坐飞机从深圳抵达济南。父亲得知后,对我说:“你弟媳和孩子回来一趟不容易,你去济南接一下!”我和弟媳一通电话,弟媳坚决不同意去接,娘俩做大巴回到家。父亲知道我没有去接时,气得直跺脚。不管父亲怎样,我都能理解,他是想早一点见到孙子。

岱林一直在深圳这座大城市成长,根本不知道农村的茅房啥样。刚一回来,孩子在家里找不到厕所,在院子里拉屎撒尿。拉完屎跑到爷爷跟前说:“爷爷,咱家的卫生间好大吆!”父亲摸了摸岱林的脑袋:“老家就这样,赶明天我去买个坐便器按上,咱家就有卫生间了!”父亲虽然在病中,自从孙子回来,他来了精神。带着孙子赶集,还到马踏湖里给孙子捉了只鸟,让他看着玩。他说:“岱林,这只鸟叫喳喳栖子,你们深圳没有,好玩不!”岱林说:“啥叫喳喳栖子,像麻雀,不好玩,爸爸养的鹦鹉,那才是鸟呢。”

父亲每天都给孙子岱林买鱼吃,换着样的买。今天是鲫鱼,明天是草鱼,后天是黑鱼……父亲对我说:“岱林在深圳光吃海鱼,吃不上咱这湖里的淡水鱼。他吃上瘾了,就忘不了老家,忘不了爷爷奶奶,他大爷大娘!”吃鱼的时候,父亲把鱼籽吃了,岱林斜楞着眼说:“爷爷吃了鱼籽,不识数!”父亲也逗着说:“小孩子吃了才不识数,所以爷爷就抢着吃了,爷爷年纪大了,不识数更好。”

弟媳和侄儿回深圳的时候,父亲给岱林买了好多的核桃,直装地行李包鼓鼓的。弟媳和侄儿坐上车,我看到父亲一直和孙子说话,有一句我听的清清楚楚:“岱林,想着老家,你下次来,不一定见到爷爷了!”父亲说完这句话的时候,眼里流出了泪水。

肺腺癌没有让父亲倒下。他又在老家屋后的空闲地里种起了蔬菜。他说,只要我活着,就不能缺儿女们吃新鲜的蔬菜。父亲知道我喜欢吃臭菜和曲曲菜,他就多种了些,由于臭菜生长任性,季节性强,老是种不好,父亲和母亲都是跑到二十里外博兴县的三姨家去拿。

几乎每一个星期,父亲都是骑着电动三轮车,带着母亲,来县城给我送饼和菜。有一次,父亲记错了日期,把星期五当成了星期六,和母亲来到了县城我居住的小区。门卫不让进,他说找我,门卫说:“今天星期五,你儿子应该上班,改天吧!”父亲这才恍然大悟,知道自己记错了日期。但既然把饼和菜拿来了,还能带回去。就给我打电话,问饼放在哪里,我就让他放在小区的门卫。

下午下班回家后,我去了小区的门卫。但是,饼和菜都不见了。我问门卫,他们说:“就是放在门卫的桌子上了,咋能没有了呢!”门卫的张老头又喊来了当天值班的保安,他们都知道放在门卫了,至于啥时候不见了都不知道。没有办法,我去小区的物业公司调监控,找不到一点线索。我一想,还是打电话再问问父亲。父亲说的很坚决:“就是放在门卫了,我还嘱咐了门卫的值班的人。”我看父亲真着急的样子,只好说:“爹,不就是几个饼吗,没了就没了。”父亲说:“不是几个,是二十多个,那可是你娘擀了一上午的饼!俺知道有偷钱偷物的,哪知道还有偷饼的!”

第二天,正好星期六,父亲在小区门口打电话说:“你在家吗,你娘今早晨又给你擀了饼,我和你娘给你带来了。”我急忙穿上鞋,小跑到小区门口。看着病重的父亲这么老远的一天一个来回给我送饼,禁不住鼻子一酸,差点流出了眼泪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是内疚还是高兴,难于言表。

今年一月的一天,和父亲两年前患肺腺癌的日子差不多,我的母亲感觉头痛,就去县医院诊断。医生告诉我,你母亲可能是乳腺癌。这犹如晴天霹雳,又给我当头一棒。两腺科的杨医生说:“乳腺癌治愈率在所有癌症中是治愈率最高的,动了手术不会有事的。”杨医生从世界根治乳腺癌的经验给我讲解了许多,我开始给在深圳的弟弟打电话,商量给母亲动手术的事。

哪知道弟弟根本不同意动手术,我就把在县医院手术室工作的翠玲姑找来,让翠玲姑给他说。翠玲姑在县医院工作了30多年,已成为县人民医院手术室的主治医师,她的麻醉水平全县堪称一流。翠玲姑在电话里对弟弟说:“我在医院干了这么多年,乳腺癌患者还没有一个不动手术的。不动手术,扩散的会更快,没说的,必须给俺嫂子动手术!”弟弟和翠玲姑通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,最后终于同意了。此时,病理分析出来了,母亲是乳腺癌中危期,切除后不会有大碍。手术接着开始了,足足动了三个小时,切除了有肿瘤的那个乳房。

在母亲动手术的三个小时里,父亲每隔十几分钟就打一次电话。“是恶性的吗,你们可别不给说,我承受得了!”我告诉他:“不是恶性的,发现得早,娘不会有事的。”一会儿又打过来:“手术动完了吗,你娘是不是不好,要是好的话,手术咋这么长时间!”父亲不是诅咒母亲,此时此刻,他的这种复杂的心境只有他自己明白。老伴,终归是老伴,是谁也代替不了他们相濡以沫四十多年的风雨感情。

手术非常成功,第二天,母亲便能下地活动了。事实上,母亲比父亲脆弱得很。我每次到医院,她都和我唠叨许多:“我要是躺下了,你爹没人照顾了。你看,孩子们都很好,我们老两口却都得了癌症。”母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,我能读懂一个农村母亲的心。娘的伟大,不单单是无微不至的照顾着父亲,而更多的是对儿女们的挂牵。

过了几天,弟弟安排了一下手头的工作,从深圳坐飞机回来了。弟弟推开病房的门进来的时候,爹和娘笑容满面。

中午,我和妹妹也来到了医院。父亲说:“我和你娘都病了,拖累的你们姊妹仨不轻。俺老两口的医疗费,必须说道说道。”弟弟说:“你操啥心,安心养病就好,其他的事我和哥哥商量就行了!”爹拗得很,执意晚上回家商量。我和弟弟、妹妹没办法,只好说留下妹妹照顾娘,我和弟弟回去。爹早已把叔叔和婶婶们喊了去,他这是找证人啊。

就这样,一个家庭会议召开了。弟弟提出了“四四二”制,也就是说,如果父母看病花去1万元,我和弟弟各拿四千元,妹妹拿贰仟元。二叔、三叔和五叔,不发表意见,喜欢得罪人的四叔不同意弟弟的意见,坚持“五五制”。他说:“养老都是儿子们的事,闺女出钱在咱这里不兴!”按马踏湖区沿村的风俗,闺女嫁出去是不分担债务的,但妹妹明事理:“爹娘生了我,把我养大,我拿二不多,应该的。”

父亲看着大家的意见不一致,就一锤定音地对弟弟说:“别争了,我看按三二五制,你哥哥拿三,你姐姐拿二,你拿五。”大家默不作声,父亲接着对弟弟说:“你在深圳挣钱多,你多拿点,替你哥哥和姐姐多分担些。再说,家的事情都是你哥哥、姐姐忙活,也算合理!”弟弟急忙说:“爹,听你的,我拿多点确实是应该的,不够的话,还算我的!”

第二天上午,弟弟说去医院接替姐姐照顾母亲。他想坐公共汽车去县城,父亲不同意:“你在深圳开汽车还没开够啊,坐公共汽车,还不如做我的电动车呢!”弟弟从毕业到参加工作,确实是第一次坐电动车,不过他是坐的父亲的。

父亲骑着电动车带着弟弟去了县医院。快到医院的时候,天下起了雨,淅淅沥沥地弄的路面很脏。弟弟去医院的食堂买饭回来,鞋上沾满了泥,把病房的地面弄脏了。医院的保洁员不耐烦了,嘟囔着满嘴不干净。弟弟不乐意了,就说:“医院为病人咋服务的,你这态度,要是在深圳,早撵回家了。”

那个保洁员也犟上了:“俺就这态度,爱咋咋地!”弟弟没有再搭理她,就去找护士长。护士长再三道歉,医生也再三解释,弟弟不肯罢手。父亲说话了:“行了,人家医生都来了,得饶人处且饶人,一个保洁员也不容易!”

弟弟的脾气确实也急了点,但是不管咋样,医院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宗旨不能变。医院的形象哪去了?一个保洁员都这样,医院的管理水平、医疗水准,老百姓还能信得过。医院应该在这方面着手服务了。不然的话,老百姓还在继续演绎“不怕花钱的去县医院,不怕死掉的去中医院,论堆的去乡镇卫生院!”

我的女儿在北京读大学,因为上研究生辅导班,所以今年寒假回来的晚些。为了女儿让安心学习,母亲生病的事我和妻子没有早告诉他。女儿回到家,一个劲地埋怨我。她放下行李包,带上从北京给她奶奶买的点心,骑上电动车就往医院奔。之后的两天,弟弟回家照顾父亲,两天后,弟弟因为深圳那边有事,就坐火车走了。女儿就开始照顾起了她的奶奶,一周后,女儿因为给北京一家大公司设计一个园林工程,白天没有时间照顾奶奶,担子又落在了父亲身上。

母亲住在县医院也半个多月,父亲每天都忍着疼痛,从三十里外的老家骑电动车来县城照顾一下母亲。他在病房待的时间很短,每次来,也就五分钟。但就是这五分钟,帽沿下那一张布满了岁月刻纹的脸上,让母亲感到父亲的朴实中存有温暖。有一天,在医院里陪着母亲的妹妹有事,打电话叫父亲来照顾一下母亲。父亲在家炖了鸡汤,骑着电动车来到了县城。父亲的肺部积水拱的他疼痛难忍,尽管这样,他在医院硬着头皮坚持了一上午。母亲躺在病床上输液,他站着一口一口喂,一顿午饭吃了整整半个多小时,两人累的满头大汗。等到母亲吃饱躺下了,他自己才吃上两口母亲吃剩下的饭菜。之后,父亲按医生的要求给母亲按摩腿脚。

看着病重的老伴这么侍候自己,母亲心疼的说:“他爹,累坏了吧,坐下歇歇吧。”父亲说:“我还能活多长时间,你这病能治好,孩子们没爹不要紧,但不能没有娘啊!”母亲说:“你这说啥呢,咋俩都会好起来的。我侍候了你多少年,你必须侍候俺多少年,你还不清债哪行?”父亲说:“那俺给你洗洗脚!”母亲的眼圈红了,她想哭。

父亲走了,走进了坟场,和泥土深情地拥抱在一起了。父亲,你不会孤独,母亲惦记着您,儿女们都想您,就像这么多年您一直挂牵着母亲和儿女们,总没有说出口一样。

父爱如山。父亲安息吧……

作者简介:巩本勇,笔名奔涌,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于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马踏湖畔,现为上海文艺网顾问、山东工业职业学院客座教授、桓台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。读高中时创办三月风文学社,并开始文学创作。近几年已创作现代诗歌500多篇,散文100多篇,诗歌、散文散见于《星星诗刊》、《山东文学》、《山东诗人》、《山东青年作家》、《大众日报》、《农村大众》、《鲁中晨报》、《淄博日报》、《淄博晚报》、《淄博财经新报》等。著有新闻文学作品集《故乡泥土芬芳》,散文集《祖坟》、诗集《秋日红莲湖》、《戏马台》等。

地址:山东省淄博市桓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邮编:256410电话:13455356111邮箱:benyongshige@163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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